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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复试必看年度综述为你划重点丨媒介经济、风险传播、计算传播学

发布时间: 2023-12-30 21:16:20 |   作者: 试验规范

  论文很重要,但多到无从下手,这便是综述存在的意义。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里,新闻传播学界大佬们着重关注了哪一些问题,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以及得出了哪些研究结论?小小班专栏将陆续盘点各类综述文章,带你迅速把握前沿热点话题,高效备考上岸!(点击话题标签查看更多)

  阅读指南:本期三篇综述对于复试的同学来颇具价值,用更聚焦的视角来切入了解媒介经济、风险传播和计算传播学三个领域的内容,能帮助同学们系统梳理相关前沿议题。对初试备考的同学们而言,这三个重要性逐年上升的板块也都值得加入学习重点清单,不妨先从综述入手进行了解。

  媒介经济本身包含的研究对象广泛,可多注重不同范式下的研究重点,对相关细分方向感兴趣的同学参考价值较大;风险传播研究除了公共卫生事件之外,还要注重更宏观层面上的风险传播具有的共性特征,尤其是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计算传播要关注到学科理论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的内容,以及以此为基点的延伸性创新。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VR/AR/MR、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甚至量子力学等不断挑战基于实体性或功能性视角的媒介观,推动着媒介研究者们重新定位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在重思何谓媒介的语景下,市场范式、企业范式与社会范式的媒介经济研究均涌现出一批成果。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向媒体内容制作倾斜配置有利于提升媒体供给质量,且媒体从业人员满意度起中介作用。从信息传播方面出发,市场是一个信息网络。价格形成的信息传播机制的核心就是信息自组织。

  数字媒介给新闻编辑室内的生产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移动化的新闻工作带来了高效率,却使得个人面临主体失序的风险,新闻记者也透过其游击战术,呈现出抗争策略新的自主空间。

  新技术一方面带来媒介生产实践的转型,另一方面亦冲击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媒体人的离职行动逻辑充分反映出他们在新闻场域内资本转换的行动策略,他们构建身份认同的方式包括在更直接的社会互动中寻求认同,在“正式”与“非正式”的身份转换中寻求认同,在基于反思基础上的身份调试中寻求认同。

  在数字媒介已成社会运转基础设施的当下,获得数字技术赋权的消费的人在媒介建构中的作用突显。满足自身身份认同及自我实现需求的生产冲动、隐性知识生产中的社会感染性驱动、知识明晰性生产的创作热情激生、内容生产传播的强社交性诉求是 ( 短视频平台用户 ) 生产的原动力。

  媒介融合可以视作技术融合所带来的生产关系调整。网络站点平台具有反向融合的逻辑,新媒介技术也促成了一些新的产品形态,如具有时空叠加性、时空流动性、时空压缩性、时空再造性的人工智能广告以及三维形式的新闻产品——新闻树产品等。

  企业决策以绩效为导向,传统新闻出版企业对内容制作、集成与传播等产业链上游环节的稳健控股型并购绩效较好,而对衍生环节应采用谨慎探索型并购;新媒体企业则可以对衍生环节选择低持股、高溢价的自由成长型并购。

  从竞争角度看,人才要素、居民消费能力、企业并购交易、产业准入壁垒、配额扶持政策等都对中国电视剧产业国际贸易竞争力具有影响力。我国电影企业也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整体图景。

  组织角度,新闻业选择一种顺从的方式来回应行业内外对融合式新闻生产的“诉求”。

  行动者网络角度,平台、公会和主播三个主体在直播运营协作网络中的角色分工及其在协作中亦存在冲突矛盾。

  社会范式下的媒介经济研究以政治经济学为关键视角,劳动与控制、剥削与反抗、异化与权力等成为研究者所倚重的概念定位器。

  互联网公司通过新鲜刺激的信息洪流和迎合人类本能的游戏互动,争夺、占有与测量网民的媒介时间,将网民转化为商业时间的生产者与贡献者,实现数字资本增值。又在算法和监视技术的支撑下,赋予时间以支配性力量,实现对数字劳工“不在场”的精准控制。

  网络站点平台上的“剥削”存在于游戏、新闻等诸多行业。移动游戏陪练面临着平台的剥削,包括平台隐性时间控制下的形式吸纳、平台规训下的实质吸纳和平台垄断逻辑下的抽成剥削。互联网平台对自由撰稿人的同意制造与劳动控制,促使非正式工作的自由撰稿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仍然努力工作。

  源于自由时间的“刷屏”导致了休闲的异化,且这一惯习扩大了意识的虚拟沉浸性与身体物理性之间的鸿沟,使人的身体实践与知觉运转出现分化。

  平台用户的抵抗包括以数据归类与数据干预为代表的获得式抵抗战术或以数据隐藏和数据阻断为代表的防御式抵抗战术,逃离、重组、嵌入与反噬等一系列“底层运作”,以及断链接、建私域和聚言论等。

  风险传播研究致力于观察风险信息在专家、风险管理部门、利益团体和民众之间的流动,尤其强调“专家如何将真相告知民众”,最终目的是引导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促成良性对线

  互联网和新技术对于个体能动性的激活使得风险本身的界定发生改变,对于风险的认识呈现出客观介入与主观结构两大领域,客观方面主要涉及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革,主观方面则与风险感知的研究推进相关。主观建构性是风险社会的显著特征,其侧重于认为风险不仅由技术因素生发,而且在意义生成中得到建构。当下,互联网不仅是风险信息的“搬运工”,而且在自我修饰与生成中定义出新的风险。

  个体对风险特征的认知并非基于客观衡量,而更多是基于情感驱动。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恐慌感也是风险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心理机制。相比于媒介渠道,人际交流重构了个体对于疫情新闻信息意义的解读。与风险相关的信息在人际渠道中被放大和聚焦,甚至被赋予极端威胁的想象。在非常态社会背景下,社会化媒体平台为公众搭建起的健康社区,为其带来共渡难关的正面情感支持。

  根植于我国本土的代际语境,在健康预防行为方面,不同渠道的风险信息接触对不同世代的防疫情感无显著影响,但在防疫行为预测中体现出中国的特殊现象:传统媒体接触更能促成祖代的防疫行为,而社交媒体和人际交流则更能促进子代和亲代的防疫行为。中国文化也形成了风险时期具有本土特色的“移动化”社会治理实践。中国人在空间剧变和重组中强调文化传承、在阶层流动中强调安居乐业、在全球贸易中强调身份认同、在全球竞争中强调共同命运的共识,在“共同体”中形成了有着非常丰富内涵和弹性的“移动性文化”。

  风险传播是一个多方涉事者共同参与的社会化过程,除了政府、企业、媒体、NGO 之外,公众也参与风险治理并享有和组织机构对等的地位。作为风险传播沟通的主体,专家 / 科学家、政府以及公众的关系在早期风险传播研究中被刻画为线性模型,即由专家 / 科学家作出风险评估,政府制定应对政策,公众则处于获取信息的位置。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使得公众自主地参与风险政策制定并作出反馈,进而形成双向沟通的机制。

  当下,媒介化带来社会传播逻辑、个体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进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建构过程,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既是风险扩大的推动因素,亦为风险治理的重要节点。媒介治理成为连接社会系统、媒介系统与风险系统的中介桥梁。媒介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提升了媒介“介入”事件的便捷性,另一方面提高了社会公众介入媒介议程的主动性。媒介在风险传播中应从两个维度实现话语重构:一是规范与民众的民主商谈,二是规范与规范的技术商谈。

  计算传播学一般被理解为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可计算性基础,利用计算方式,以非介入的方式对人类丰富的行为数据来进行发掘,旨在探究人类传播行为的模型与法则、捕捉社会互动模式的研究领域。

  回溯计算传播学的兴起过程,数据科学为其提供了技术条件,依托数据科学可以在更大尺度和数据规模层面检验经典传播理论,甚至数据驱动理论发现模式也成为可能。网络科学对计算传播学的贡献则在于提供了分析网络传播行为和理解系统复杂性的理论和工具。传播学的理论资源也同样是计算传播学的研究基础。计算传播研究不仅驱动着经典传播理论创新,也催生着传播实践的拓展,不断突破学科的边界,实现从范式创新到交叉学科的转变。

  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也是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使命。李晓霞等人采集了 5135 篇海外英文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并进行情感分析和观点挖掘。根据结果得出,地理距离影响不同国家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且互联网普及率在地理距离与情感倾向之间具有调节作用。该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的传播现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为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参考。

  社交机器人作为新的传播主体广泛参与热点议题,深度介入了政治议题,营造用户感知的信息环境,成为影响和操纵公众认知的重要变量。有学者采集了推特平台关于北京冬奥会的 55684 条推文、31935 个独立账户数据,采用结构主题模型(STM)办法来进行分析发现,社交机器人立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客观发布赛事相关信息,而另一方面又通过放大争议、制造政治冲突等方式将北京冬奥会与政治议题相联系,进而引向负面讨论。社交机器人已成为国际舆论场一支重要的行动力量,其“类人化”能力不断的提高,隐蔽性越来越强,对国家安全、国家形象产生重大挑战。

  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防控措施、疫苗接种、疫情类虚假信息等成为热点议题,其中夹杂着复杂的政治议题和意识形态竞争。辟如在美国对外援助机构对非洲的数字化健康传播中采取了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基于建构的多重行动者网络,面对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实行差异化的沟通策略,进而服务以美国政府为主导的战略叙事,构建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健康传播格局。

  随着社会化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一种新的宣传与操作舆论方式——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受到关注。 这种宣传方式通过机器人在社会化媒体上塑造政治对话,传播带有特定倾向的信息,以达到操纵公众舆论的目的。计算宣传的发展呈现信息操纵更加隐蔽与不可控、欺骗和误导更快更智能、行动主体更趋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特点。数据集、算法集、策略集构成了计算宣传的运行要素,而受众注意力的“嵌入—分层—同步”则是计算宣传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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